一个伟大的读书人-理论

一个伟大的读书人-理论

　　陈宽起名,本字起名,元旦起名陈晋，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曾先后在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和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兼任中国文献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诗词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全国文艺思想研究会会长等职。

　　在古今中外的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中，像这样酷爱读书、读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的人，非常罕见。读书是他精神存在和思想升华的必要方式，是一种基本的生活常态。

　　习惯把不同甚至是相反观点版本的书对照起来读，他曾对领导干部讲，我们有些员、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

　　既阅读传统的文史典籍，又阅读近代以来介绍西方的著作，阅读这些书使能够跳出中国传统思维来看世界。

　　延安时期，以异乎寻常的热情和精力读书并提倡读书。一个重要原因是，总结历史、分析现实迫切需要理论，但党内理论素养准备不足。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就是读书学习。正是在延安窑洞里，他完成了从军事领袖到政治领袖，从政治领袖到理论权威这两大跨越。

　　今天讲作为“读书人”的形象，不是要淡化作为伟大的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的历史定位，而是说，在古今中外的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中，像这样酷爱读书、读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的人，确实非常罕见。

　　对来说，读书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选择，不是简单靠兴趣支配的选择，甚至也不仅是为了工作需要，而是他的一种精神存在和思想升华的必要方式，是一种基本的生活常态，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

　　治党、治国、治军的实践是那样精彩，在内政、外交、国防等各方面的活动是那样丰富，行动能力是那样突出，但他读的书，却并不一定比一些终生治学的人少，甚至比一些学问家还要多。对此，我接触到的不少朋友都很难理解，但这却是事实，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了解这个事实。

　　住在颐年堂里面的一个院子，叫菊香书屋。他逝世后，保存在菊香书屋的书，有9万多册。不能说所有的藏书他都读过，但这些书是他进城后逐步积累起来的，用得上的，其中有不少书籍上留下他的批注和圈画。而读而未藏的书籍，或读过藏过但后来丢失的书籍，就更不知几何了。总的说来，的阅读范围，可以概括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科学、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学、书法、报纸杂志、丛书工具书，共11大类。

　　以上是读书之广博。读书还很偏深，除了常用的马列经典和文史哲方面有代表性的著述外，还有兴趣读一些在特定环境中流传不广的书，并注意其中一些细琐的观点。例如，长征刚到陕北，他就同斯诺谈到了英国科幻作家威尔斯（好听霸气英文网名）的作品，后者写有《定制英文名网站》、《铭的英文缩写》。他曾经细读过苏联威廉斯的《山楂起名》，多次在一些会议上谈论书中的一些观点。读《足浴起名》，他注意到书中提出长江的发源，是“金沙江导江”，而不是传统说的“岷山导江”。读周汝昌的《元字辈起名》，他细细圈画其中关于“胭脂米”的一段考证文字。中央文献研究室在编辑和整理的著作和谈话时，对一些引注释，需要查很多书，有的就很难查到出处。例如，编《袁姓起名字》时，对提到徐志摩说“诗要如银针之响于幽谷”这句话，就没有查到原始出处。经常讲拿破仑说过一支笔可以抵得上三千毛瑟兵，还写进了给丁玲的诗：“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问了许多专家，都没有弄清楚出处。还有一个例子，19年发生九一三事件，乘飞机外逃，有关人员问怎么办，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这句话肯定是一个俗语，但这个俗语出自哪里，一直找不到。近年才知道，出自清朝嘉庆年间一个叫张南庄的人写的一本讲鬼故事的滑稽章回小说，叫《给美业起名》。最晚是在19年就读了《冰字起名》，那时他曾托人为远在莫斯科的两个儿子从中国带去一些书，其中就有《卜字起名》。晚年在一次会议上讲过:“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是说吃药只能医那些不会死的病，注定要死的病，药是治不了的。他用这句话比喻像花岗岩一样的人，怎么做思想工作都是做不通的，这句话也是来自《食用菌起名》。

　　在延安的时候说过一句线年我就死了，那么我就一定要学习9年零9天。”讲这个话是希望领导干部们抓紧时间读书学习，自己确实做到了这一点。19年他岁了，眼睛不好，还专门请一位大学老师给他读书。我们知道，他是19年9月9日零时10分逝世的，根据当时的记录，9月8日那天，他全身都插满了管子，时而昏迷，时而清醒，清醒过来就看书、看文件，共11次，2小时分钟。这当中，他已说不出话来，敲了三下木制床头，工作人员开始不知道他要看什么，有人想到，当时日本正在大选，或许是要看自民党总裁、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的材料，就用手托着三木的材料给他看。最后一次看文件是下午4时分,此后再也没有醒过来,7个多小时后便逝世了。这样的情况很感人，可以说已经不是活到老，读到老，而是读到死。